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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退休三年后登台演讲:我的大学

              温家宝退休三年后登台演讲:我的大学

 

                                                           2016年9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科学院大学

为本科新生上开学第一课《我的大学》


尊敬的春礼院长,尊敬的丁仲礼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感到非常高兴。

我退休已经三年半多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锻炼、会友和写作以外,我主要做了一件公益事业:就是到了5个省山区和贫困地区的19所学校,给孩子做地理讲座。到大学来做讲座这还是第一次。我破了我的规矩了,原来我给我定的只是在中学,而且在县以下的中学。

我和中科院应该说很有感情。在我担任领导工作的生涯中,大约有多年在中央负责联系科技工作。到担任总理以后,我仍然十分关心科技和教育。许多科学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长辈。他们有的还健在,许多也离开人世,我时常想念他们,怀念他们。

我本来原定在中科院做一个地理讲座,题目是:人类历史时期的动物和植物的演变。后来春礼院长跟我说,这次我讲课的对象都是新入学的大学生。我一看专业,地学只是一个方面,我那个题目已经不适宜了。因此我自己又重新想了一个题目,叫做:我的大学。我想通过回忆我的大学生活,用心和同学们交流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奋斗。

其实我常想两点:在工作的时候,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把每一天,都当成你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同学们,这句话很重,那你就会十分珍惜这每一天。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岗位,有了新的进步,这时我又在想,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新的开端,过去不管你取得多大的成绩,一切归零,现在要从零做起。因为我发现,有些大学生考入大学,以为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但殊不知,这仅仅是学习和生活的开始。

 

我是1960年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我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入的是地质矿产系。这所学校大家可能都去过,我总以为当时比现在漂亮,比现在清静。特别是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以及非常简朴的红砖教学楼,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刚上大学,我感到一切都是生疏的,也是新鲜的。我所在的那个班,有30名学生,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当时我的穿着已经十分朴素了,一身褪色的蓝布衣衫,一双布鞋,可是从南方来的同学中,有的还打着赤脚。

地质学院的风气非常朴素。我深知,迈入地质院校的校门,选择了地质专业,就意味着我选择了艰苦生活,也意味着我的一生将会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抱定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我便懂得学习的重要,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刚入学时,粮食还可以敞开吃,两三个月以后,便开始定量。大学生每月33斤,还要主动节约三四斤,饭菜的油水又少,同学们吃不饱。

为了防止学生超支,食堂的饭票分为基本粮和机动粮。基本粮27斤,就是说每顿三两,留下三四斤作为机动粮。同学们每餐把三两基本粮吃完以后,赶紧离开食堂,连头也不敢扭,生怕控制不住,再吃机动粮就收不住了。

即使这样,大家回宿舍躺在床上,还是想着肚皮。经常动议让人到食堂去买“扣黄”。所谓“扣黄”就是用罐头盒蒸的发面苞米馍馍,二两一个。一哄起来,一下就买了很多,饱餐一顿。许多同学一个月的机动粮,几天就吃光了。

刚入学那个中秋节,妈妈到北京来看我,给我带来了四个月饼。中秋之夜,我们娘儿俩,坐在东单公园的椅子上,在皎洁的月光下,妈妈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几个月饼吃光。

然而困难,还不仅仅是吃不饱,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肺结核还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患病之初,我并不知道,只是经常咳嗽,下午发烧,浑身乏力,就是绊一脚,也要出一身汗。后来我到海淀区,结核病防治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结核。

由于处于开放传染期,医院要我全休,并且隔离治疗。我想不通。起初我还戴着个大口罩,每天坚持上课,后来发现同学们害怕,我也过意不去,就住在学校给我安排的一个单间,开始休养。那时就注射链霉素,服用雷米封。刚上大学,就染上这种病,还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心情十分焦虑,也感到孤独。一个人住在单间,也感到孤独。

在那段独处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古今中外遭受苦难而发奋图强的志士仁人的事迹,想着未来光明的前途,心中渐渐开朗起来,坚定了对学习与生活的信心。

 

我下定决心,在治疗的过程中,决不能放弃锻炼身体,要更加努力地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了全部的考试,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点击查看崔永元大胆发声!

不久,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四小时。可我再也不把自己当成病人,解放了。我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这以后在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中,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连我也忘记了,只不过还吃药。

一直到毕业以前,医生还只允许我每天只学习八小时。谁也不知道,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我才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也就是说,我五年大学,戴了五年肺结核的帽子。这五年,我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晚上熄灯铃响了,我还一个人在教室自习。我不知现在同学们还有熄灯铃没有。常常最晚回到宿舍,同学们常爱跟我开玩笑,他们把门开个缝,门上搁一把笤帚,我一推门进来,笤帚就砸我头上,然后大家哄然一笑。

有时晚自习,忘了时间,教学楼也关了门,我读完书,熄了灯,摸黑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因为厕所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我不仅晚归,还要早起。那时我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常常在梦中惊醒,悄悄地起来,到教室去读书,有时读了很久天还不亮,我琢磨可能是凌晨三四点钟。1979年,温家宝在大连参加全国1:5万区域地质调查会议

在大学的五年中,我的各科学习都很好,所有的考试课程,除了一门良以外,全部是优秀。所有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也都是优秀。我刚上大学的患病遭遇,以及在校五年的学习生活,使我更加坚信:一个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

 

在学校期间,我遇到问题总要问个为什么,这就养成了我日后工作中不迷信,不盲从的信念。即使在“文革”混乱的年代里,即便是在那十分狂热骚动的气氛中,我也始终保持清醒,努力坚守独立的人格。

在校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历史、哲学和文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不仅读,而且记笔记。我开始批判地看待社会,观察国家的变化,思考人生的道路。

三年级的时候,1963年赴秦岭,湖北均县、郧县、郧西一带,就是沿着汉江向秦岭北坡做1:20万正规的填图,那时叫生产实习。四年级时到嵩山,河南登封、偃师一带,做毕业实习。实习多是北京地质学院的特点,也是这所大学的风气。

我对实习很有兴趣,有时还做点河曲的研究,河漫滩,阶地的研究。

那时条件艰苦,每天从山上回来,我们还总得采一袋酸枣儿,背回基地,补充伙食。我在周口店看到的山是我第一次见到山,山是巍峨、壮丽、深邃和奥秘的。

它不仅有着奇异的地质景观,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

我想,我的一生将以高山为伴,不断探索和追求,攀登做人和科学的高峰。

1963年夏天,我到山大沟深的秦岭实习。这是汉江,这是我和老师们一起。

有一次汉江水很大,把这个船搁浅了,我们让女同学坐到船上,男同学推着船,推到水可以载舟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上去,到北岸去开始工作。

这三个月的实习,我受了正规的地质填图训练。从辨认地形图到定点描述,甚至打规范的标本:三厘米,六厘米,九厘米规范标本。那时的生产实习完全是按照规范严格要求的,这些锻炼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4年,我大学四年级时到嵩山做毕业实习。这是我在嵩山打的标本,至今还保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学院把这次毕业实习与当时的学院的一个科研题目结合起来了,叫嵩山重力滑动构造,我负责诊断系地质工作。就是毕业时候跟学校的科研研究课题结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探索,我相信我们这所学校各个专业研究的题目会更多。

我记得在河南从登封到偃师口孜镇,还是1:5万填图,我是背着行李走去的。经过少林寺的时候,正值夕阳西下,天渐黄昏,落日的余晖把少林寺映得通红。寺庙锁着门进不去,我只好透着玻璃去看那些反映少林寺武功的壁画,没见到生人。我的毕业实习就是1:5万口孜镇幅。

这两个多月,我们几乎每天上山,认真收集资料,填绘地质图。那一年,1963年正赶上黄河发大水,京广线的铁路一度中断,回不来了。为了使资料收集得更充分,我和三位同学延长了实习时间,一直到八月底才回来。这次实习的选题属于学院的科研项目,实习的成果也就成为科研的一部分,这是我从事地质研究的第一次重要的事件。


在野外,我们吃住都在老乡家里。每到晚上,房东老乡总是要喊:地质队喝汤了,河南人把吃晚饭叫喝汤了。我们和老乡一样蹲在地上,端起大碗或吃面条或喝稀饭。那晚霞映照着山村的情景,那一张张淳朴的面容,那亲切的河南方言,至今难以忘记。在多次的实习中我和老乡同吃同住,充分了解当地山区农民的生活。我对群众了解得越深,对他们的感情越真,觉得自己的责任越重,坚定自己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信念。

大学期间,我还经常跑农村。我经历最早的农村调查就是从大学开始的。有时暑假我不回家,我就下乡了。就在河西铺,过去叫中越公社。除了学校组织的麦收和秋收劳动之外,我常住在老乡家里头。

1963年冬天,还在通县参加了农村的“四清运动”。我只记得早晨起来背着粪筐拾粪。工作队的负责人是一位老红军,他非常喜欢我,愿意同我谈心。我还经常利用假期一个人到京北平西府参加劳动,在那里,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

大学期间我要求进步,各方面应该说还是很努力的,是全班第一个入党的,并长时间担任班干部,还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学生。1965年大学毕业时,我决心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为此我曾多次要求到西藏工作,并两次写血书明志,但学校通过权衡,推荐我考取著名地质学家马杏垣的研究生。那时研究生少,我们一个专业也就去两名。但是在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仍然义无反顾地到西北去。

时光如梭,我从北京地质学院大学毕业,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今天和同学们在一起回顾半个世纪以前大学生活难忘的青春时光,心中仍然激动不已。在我担任总理的十年间,我每年都到高校看望学生,和大家谈心。每当我走在校园内,我都被学生们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所感染,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对自然的热爱,对科学的好奇,对文化的感知,对知识的思辨,这就是大学魅力的所在。

2010年5月4日,我到北京大学看望同学,曾寄语同学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是我对大学生们的希望。

谢谢同学们!

【作者: 】  【发表时间:2020-05-21】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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