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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囚笼社会里的虚假繁荣

                    贞观之治:囚笼社会里的虚假繁荣

史篇 


我们都听到过一个历史名词“贞观之治”。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当后人沉迷于大唐盛景带来的精神快感的时候,却并不知道李世民治下,实行了一套严密的囚笼式社会控制。在这背后,是好大喜功和控制百姓的国策产生出的招徕外国人,却封锁本国居民的怪胎式“开放”。




纵囚大戏:唐太宗户籍制度森严堪比暴秦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控制严密:唐太宗时高僧玄奘取经只能靠偷渡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是要通过边界关境者,一律得持有地方政府发放的通行证——“过所”,方可“度关”;出边塞逾月者,只有更换政府发放的“行牒”后,才继续有效。否则,出行者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这种情况,与“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形成了强烈对照。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已经是以“天可汗”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仍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


所以,当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玄奘将要西行取经的信息后,立即勒令其返回长安。玄奘西行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其顺利通过唐代边境,则实属侥幸。这不只是唐初北方边境局势紧张的权宜之计,而是有唐一代的基本之国策。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时候,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从整体上看,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摘自:《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题:《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
大唐开放?对外国人开放与控制国民对内封闭形成的幻觉
由于受唐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的影响,唐代的对外政策往往逃脱不了历史的窠臼,只是敞开大门迎接外籍人前来“慕华”、“奉进”,与此同时,却严格封闭边境阻止本国居民外出从事正常的经济、贸易乃至宗教等活动,这严重影响了本国人的视野和意识。在如此广泛的联系中,主要是外籍人来华的活动,而本国人尤其本国一般居民的外出则是非常少的。由于唐代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基于政治影响考虑的,对于本国居民的严格控制是其基本国策,这样唐政府自始至终对于本地居民严禁外出,即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对内封闭。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摘自:《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题:《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
“贞观之治”可谓是涂抹李世民“圣君”脸谱的重要一笔。只是这种大战乱后的恢复性增长的出现,不过是历史的必然,却被贪天功以为己有。

隋末战乱给了“贞观之治”空间。贞观外宾说出实情:城邑萧条不可与隋比。
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治世”描绘有蓝本:前代就有相同的类型化“之治”模版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贞观之治”实质:战乱后恢复性增长遭贪天之功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贞观之治这段历史,在经历过后世的不断研究发现,已经逐步还原出其本来面目。李世民这种贪天之功,一味地把目标放在如何描绘自己是个“圣君”,同时为百姓打造囚笼社会的做法,为后世子孙开了一个恶例。也为后世不断涌现出的篡改历史,特务治国打了样板。于是,堂堂中国就陷入一轮又一轮的起起伏伏。正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者: 】  【发表时间:2020-09-2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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